“这是个愚不可及的政体，它是集怯懦、盲目、狡诈、愚蠢于一体的大杂烩……”

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颤抖着写下这句.吟片刻，又惊慌地用笔在纸上乱涂一番，末了，干脆将整张稿纸撕了个粉碎。

一位银发斑斑的老妇推门而入，见此情形，面露忧色：“老头子，你怎么起来了，快，听话，躺下——”

一面服侍维特躺下，一转头又训斥起旁边的仆侍来：“你们怎么搞的，也不劝劝老爷……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，不关他们的事。”维特劝住老妇，又向仆侍们微微一点头：“你们先下去。”

待众仆退尽，又交代老妇将门关紧，可见这位老先生的谨慎小心。

他出身于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贵族家庭，母亲是俄国人，父亲曾在高加索总督府做过高官，本人先后侍奉两位沙皇：于1889年任铁路局长，1892年升任交通大臣，同年8改任财政大臣，1903年又议主席，1905年至1906年4月担任内阁总理大臣。在抵达仕途的最高峰之后，又急剧滑落到谷底，去职赋闲至今。

现如今，刚刚进入生命的第六十六个年头，这位去职前被当今沙皇安慰性地封为伯爵的过气重臣，已隐约看见了地狱或天堂的入口。

见门已关好，维特才缓缓向那老妇——他夫人——开口道：“手稿的事，怎么样了？”

“已经从巴黎转移到巴荣纳了，存在当地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，你就别担心了。”说着。夫人握起维特的手，“倒是你自己，要好好保重，快点好起来。”

维特干瘪的脸颊上好不容易皱起一丝笑意：“上帝在召唤我……先皇在召唤我……起点和终点，不是我们能决定地。”

夫人眼里顿时泛起一团泪花：“老爷，别说了，好好休息——”

维特有气无力地摇摇头：“现在我还能说话，你就好好听我说话，扶我起来。”

夫人忍着泪扶起维特，取了一个大鸭绒靠枕垫在维特背下。

“我曾经说过。我既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，也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，我仅仅是一个有教养的人。我不能只因为一个人思想和我不一致便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，我也不能因为他不和我在同一个教堂祷告便剥夺他的公民权——”

“是的，您的心灵是如此仁厚高尚。”夫人提起手帕拭了拭眼角。

“听我说，”维特费力地握住夫人的手，“正因为如此，我的敌人很多，各个阵营都容不得我，宫里的王公骂我是共和派。自由党说我为讨好皇上而削减人民的权利，地主们说我企图让他们破产。立宪民主党却说我为了地主的利益而欺骗农民，最后，我还是向中国人割让领土地卖国贼……上帝做证，我所做的一切都出自良心，都是为了帝国与陛下，咳咳！”

一阵剧烈的咳嗽，惹得夫人赶紧上前伺候。

维特却硬把夫人推回座位上：“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听我说完——”

“我主持制订的宪法得罪了很多人，最后连皇上也听信谗言。不再信任我，对此，我没什么可说的，也不想参与下流的争吵。但我不想我的手稿落在科柯弗采夫这样的流氓土匪手中。我死后，那些蟑螂般的秘密警察一定会摸到这里来，不要管他们。他们在这里得不到任何东西。我们在巴黎的别墅怕是也躲不过了——那里收拾干净了吗？”

“是地，一张手稿也没有留在那里。”